“天地作广厦，日月作灯塔。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是家。”这是西迁人用青春书写的大爱，用生命诠释的家国情怀。
俯瞰西安交通大学。（资料图片）
“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他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说：我已把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
在这个年代，如果有人在读到这段话时激情澎湃，那其中必定少不了西迁人。
历史的推进从来都有迹可循。
60多年前，数万名知识分子，在国家需要时，在时代选择中，背起行囊，毅然决然来到大西北，用激情、智慧、热血、汗水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生命赞歌。
一批批西迁人、一代代奉献者，远离故乡、舍家别亲，不计名利、无问西东，挺起了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坚毅不屈的脊梁。他们中有人建功立业、名垂青史，也有人默默无闻，将青春甚至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段峥嵘岁月。
西迁人的奋斗史，是一部共和国知识分子的英雄史诗，更是西迁人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历史中所熔铸的精神力量、信仰之光！
“厕所试验室”里造出姿控发动机
1970年，067基地的厕所试验室里诞生了我国第一台姿态控制发动机，这个试验室试过的试验件有200多台次，试验总起动次数达十万次。（资料图片）
又失败了！
早上8点出发，花费12个小时安装设备、调试压力，可试验不到1秒钟，推力室爆炸、催化剂流“黑水”，傅永贵别提有多沮丧了。
为了一台发动机，傅永贵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晚，走了多少里山路，在脑子里反复推演了多少回，在试验室里连续观察了多少天，可希望依然渺茫。
会不会穷其一生，都研制不出来？
1971年冬天。夜，已经很深了。凌晨3点才回家，35岁的傅永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披上棉衣，在屋内来回踱步。此时窗外寒风凛冽，刺骨的寒冷让傅永贵的思路格外清晰。他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老家齐齐哈尔。
那是1943年，傅永贵刚满7岁，父亲被抓去给日本人当劳工。那一天，母亲哭干了眼泪，拉着他们兄妹四人跪在雪地里不停地磕头。他们额头磕出了血，也没能留住父亲。要不是抗战胜利，父亲就有可能病死在工地，自己也许一辈子都要在颠沛流离中度过。
有国才有家——没有人比傅永贵更能体会这五个字的深刻含义。
傅永贵的任务，就是研制液体火箭姿态控制发动机（简称姿控发动机）。
曾任067基地11所主任设计师、已82岁高龄的傅永贵。（资料图片）
1965年，党中央发出要加强“三线建设”的指示，在陕西宝鸡凤县境内一条偏僻荒芜的、后来被称为红光沟的山沟里，一个集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、生产和试验为一体的研制基地——067基地建成了。这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（简称航天六院）的前身。
今年已82岁高龄的傅永贵，曾任067基地11所主任设计师，是当时第一批“进沟”的技术人员。
没有试验室、没有试验件、没有厂房，傅永贵和同伴们唯一拥有的，就是从北京带来的自己设计的两张姿控发动机图纸。
困难，重重的困难，像沉重的大山，压在傅永贵他们的肩上。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他们屡败屡战。
要想提高试验成功率，首先得有一个像样的试验室。傅永贵在红光沟里转了一天，终于有了“目标”。
被傅永贵相中的，是一间新建不久的厕所。
“啥，把厕所改成试验室？”同事王文秀听了直摇头。
“厕所还是砖头盖的，比咱之前的草棚试验室好多了吧？！”傅永贵说。王文秀不吭声了。
给领导汇报后，傅永贵和王文秀就一起动手，把粪池掏干，用河水清洗干净，将墙上的透气孔用砖头堵上。男厕所被当作工艺间，女厕所被改成测控间。中间的隔墙上打了一个洞，装上有机玻璃当作防爆观察窗。他们在顶棚铺上油毛毡，又在旁边搭了一个小棚子做介质间。这样，“厕所试验室”就改造好了。
我国第一台姿控发动机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研制成功的。当时，一位外国专家听说后感慨：“厕所里搞试验，这恐怕在世界航天史上也是奇迹。”
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，这是一种信仰的光芒。西迁人，将个人奋斗与国家需要紧密相连。他们化身为绵延数千公里、深入大地的“根系”，为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默默付出、坚守。
067基地发动机总装现场。张志敏摄（资料图片）
1980年5月18日10时，酒泉导弹试验发射场向预定海域发射中国首枚远程洲际导弹。29分57秒后，弹头落于南太平洋预定海域，射程近万公里，发射取得圆满成功。这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继美国、苏联之后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。傅永贵等人负责研制的姿控发动机，在这次试射中显示出良好的性能。弹头落点误差250米，远低于此前要求的2公里误差指标。
发射成功的那一瞬间，傅永贵和同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为了这一刻，一切委屈、一切困难、一切付出都值了！他心中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我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，我对得起祖国的信任和嘱托。
当初，因为长期做试验，研制组的人身上全是氨气刺鼻的味儿。大家被熏得头昏脑涨、眼睛通红，隔不了多久就得出去休息一下。为了不熏到爱人和孩子，研制组的人每天下班后就在楼门口脱掉外衣，拿塑料桶罩着，用凉水把自己冲洗得没味道之后，才敢进家门。
傅永贵夫妇。（资料图片）
试验过程充满艰辛。研制组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试验后，得出的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。发动机热启动能持续5秒钟，可温度一下来，冷启动就不行了。经过认真观察和研究，他们发现是发动机的隔热出了问题。傅永贵和同事跑上海、去北京，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外奔波，终于找到用毛细管进行连接的方法来解决隔热问题。
每天途经红光沟的火车只有一列，只停3分钟。有一次去北京出差，由于人多，傅永贵好不容易挤进车厢，可包却卡住了。他使劲一拽，带子断了，包里的资料在车厢里散了一地。傅永贵心里突突直跳，这可都是比命还重要的国家机密文件呀。情急之中，他整个人趴在车厢地板上护住了资料。旅客还在往车厢里挤，有人踩着傅永贵的身子走了过去……直到人们都站定，他才忍着疼痛从地板上爬起来，把文件一一收好，数了数，一份不差，傅永贵的心里踏实了。
在凤县红光沟，像傅永贵这样远离家乡、默默奉献的航天六院人还有近万名。他们在山沟里一待就是28年。若不是后来连发三次特大洪水，不得已迁到西安，他们可能就要在山沟里度过一生。
这些航天六院科研人员把家国情怀融入辉煌的航天事业中，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。
筹建之初，他们搭草棚、住土房，喝冷水、啃干粮，逢山修路、遇水架桥。工作之中，他们通宵达旦、刻苦钻研。洪水来了，冲垮了厂房、淹没了设备，他们顾不上被淹的家，冲到厂房，用双手在泥石流里刨出设备，噙着泪水继续干……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从古至今，这种一心为国、不计得失的家国情怀，从来都深切而热烈地激荡在知识分子心中。救国、报国、强国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使命担当，这是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交相辉映的华美乐章。
在陕西，在西部，在各行各业，西迁人的故事还有很多——
从上海到西安，大树西迁，谈何容易！而西迁的交通大学却没有落下一堂课、没有耽搁一次实验。
当年作为独子的卢烈英，将老母亲托付给姐姐后，转身西行。他记得，许多交大人当时在上海都已经有了事业的根基、家庭的牵绊。西迁，就意味着放弃和从头来过。但他们中不少人将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房产，无偿或低价交给国家，抛家舍业，向西出发。有的人不光自己踊跃报名，还动员大家庭里的成员，扶老携幼，举家西迁。
“长安好，建设待支援，十万健儿湖海气，吴侬软语满街喧，何必忆江南！”这是当时交通大学老校医沈云扉西迁时写下的豪迈诗句。
沈云扉是上海名医，西迁时已经66岁，是西迁中最年长的人。当时交大校长彭康劝他“年纪大了，就留在上海吧”，但是老先生执意随校西迁，还把自己上海的房子捐献给学校当作联络站，带着同为校医的侄儿、侄媳，毅然登上了西行的列车。
西北工业大学年已98岁的工程力学教育家胡沛泉老先生。（资料图片）
在西北工业大学，98岁的工程力学教授胡沛泉老先生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。62年前，留美博士胡沛泉告别妻儿，只身来到西安，这一别就是一个甲子。老人说他有一个愿望，想把埋在无锡的妻子和两年前离世女儿的骨灰迁到西安。“我们一家三口，此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。我死后，希望我们能永远相守在西安，这是我一生不曾后悔来到的地方。”
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87岁的王卓然老人。（资料图片）
在宝鸡的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（原秦川机床厂），许多人都听说过87岁的王卓然当年“换大米”的故事。
1966年，王卓然举家从上海迁到宝鸡，山高路远他愿意，住着茅屋他愿意。可是孩子们因为吃不惯当地的饭食，拉着他的衣角问：“爸爸，什么时候可以吃上大米饭？”这时，他心疼了。他背着一袋面粉，周六一下班就赶到火车站，搭上最后一趟车，到站后在车站蹲半宿，等天亮坐第一趟渡船到对岸，再走8公里山路，到当地农民家里换大米。换一次大米，需要一天两夜，这艰辛里藏着满满的父爱。
当年长岭机器厂建厂初期的建设场景。（资料图片）
在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（原长岭机器厂），年近90岁的李友仁老人戴着老花镜畅谈“创客空间”。他要努力追赶上时代的步伐，用自己的一生，为后人诠释何为“国”、何为“家”——国长兴，家永旺。
……
西迁群体，不仅包括以傅永贵、沈云扉、胡沛泉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，还包括不同领域、不同行业、不同单位的后勤基建工人、家属子女。他们是历史的缔造者，是这个时代最伟大、最可爱、最值得礼赞的人！
一个民族，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，才有希望；一个国家，有拳拳赤子的担当，才能挺起脊梁。
无论是航天六院科研人员在红光沟的坚守，还是西安交大、西工大师生献身西部的付出；无论是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研制国之重器的艰辛，还是当年秦川机床厂、汉江工具厂职工“事业为重求进取，胸怀朝阳往无前”的奉献，都源于这种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。
向西，向远方。重新翻阅这段跨越一个甲子的记忆，我们永远铭记。我们不仅要铭记，更要把这种风骨和精神，放在历史和未来中去体会、去传承，让西迁精神在新时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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